中国雕塑[战国之前][秦汉两晋][唐宋元明清](8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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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战国之前]

青铜制,战国时期制作,出土于陕西兴平县。
春秋战国时期的动物雕塑以创作形象上的自由、生动而著称,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的动物雕塑大量出现在日用品中,犀尊就是当时一种比较典型的盛酒器。从商代到战国,人们把犀牛和象视为神奇的动物,并创作了很多带有犀牛或象等形象的酒器,被称为犀尊或象尊。这种酒器一般背上有盖,顶端的左侧伸出一根细管以便倒酒。这件在兴平出土的《青铜犀尊》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作品。
这只犀牛形象雄健,体态逼真。它的头部平抬,上面长有双角,四只短腿粗壮结实,有力地支着沉重的躯体,使整个形像如同一座伸出悬岩的小山。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十分松弛,但结实有力,富有韧性;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却充满了奕奕的神采。
器物全身运用了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金错银工艺,并装饰以华丽的金银错流云纹,镶嵌以非常细密的金丝,象征着身上的毛发,既显得华贵,又不影响形体完整,体现了艺术家的匠心独具。
整个作品工艺精湛,结构合理,动物形象生动而充满活力,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

商朝制作,出土于湖南宁乡。
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青铜制品,根据用途不同而被分为酒器、食器、水器、兵器和工具等八类。尊就是当时常用的一种酒器,有时也被当作祭祀的礼器使用,经常雕塑成的动物形象。这件产生于商代后期的《四羊方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这件作品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容器的口颈部分被制作成强劲有力的弧线形,下部的支座是由稳重的直线围成的圈足,中间的羊型装饰雕刻是整个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四个造型雄伟奇特、伸出硕大卷曲羊角的羊头形象,被巧妙地安排在容器的四周转角处,神情安祥而平静。作品中,线条的雕刻强劲有力,在宁静和动态中透出神秘、威严的气氛。羊的肩部空隙中雕有带双角的小龙头,四周分布精细的鳞纹、饕餮纹等装饰。整个作品不仅造型生动奇特,雕镂精美,还显示出高超的铸造技艺:羊头和羊角都是事先铸造出的,被镶嵌在铸造整个容器的外模中浇铸而成。这种方法在铸造工艺中被称为二次铸造法,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四羊方尊》集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于一身,体现出威严的气氛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风格,表现出了极其成熟的金属加工技巧和出色的艺术感染力,不愧是古代青铜艺术最杰出的珍品之一。 -

《虎座凤鸟悬鼓》 漆器,战国时期制作,出土于湖北江陵。
漆器是中国具有民族特色和高度艺术成就的一种工艺美术品,由高粘性耐腐蚀的天然漆,通过雕刻、彩绘等工艺手段制成,具有悠久的历史。漆器工艺是我国具有世界影响的一种传统工艺,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精美的作品。《虎座凤鸟悬鼓》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件作品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是一件把漆、雕、绘三种艺术手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精美工艺品。彩绘的凤鸟扬首昂然站立,似乎在引颈长鸣;凤的双足踏在虎背之上,而作为百兽之王的猛虎则驯服地蜷卧在那里。虎和凤的全身都被涂以黑色,并用红、黄、蓝、银灰等颜色绘出虎身的斑纹和凤的羽毛。每一个鼓架都由相背对的虎座凤鸟联成,鼓面悬挂在两只凤的颈部。
中国古代,将凤鸟的形象用于乐器之中是十分常见的,因为古人认为鸟鸣“清阳而远闻,无力而轻”。从作品的用途来讲,它是雕塑彩绘形象和音乐形象结合的产物,是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彼此映衬,从而强化了欣赏者的审美感受,也体现了古人认为艺术相通的思想。
整个作品的造型别致典雅,设计精良,体现了设计者绝妙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

《玉人》 玉制,高7厘米,制作于商朝,出土于河南安阳妇好墓。
中国商周时期的玉石雕刻艺术是在原始社会玉石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用于祭祀、礼仪场合的“礼玉”和达官显贵们佩带的“饰玉”。其中,饰玉最为精彩生动,并大都以人和动物的形象出现,生动自然。1976年,河南安阳发掘出商代一位著名女将的陵墓--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大部分是饰玉,有圆雕也有浮雕,制作工艺精湛,形象逼真,令人叹为观止。这当中,有一件跪坐的玉人雕像格外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饰玉作品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这件玉石雕成的圆雕作品呈黄褐色,人物身穿长袖敞领外衣,腰束宽带,衣服上雕有云纹、回纹等装饰,腰间左侧佩挂一把长约10.2厘米的宽柄器物。他头梳长辫,盘在头顶,外戴束头园箍,双腿跪坐,双手放在膝盖上,谦卑的表情显示出身份的低微。
整个作品造型生动自然,人物眉目、发辫等细节的刻划都十分清晰逼真。作者的刀法简洁有力,充分体现出当时玉石制作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高超水平。 -

《虎噬鹿形器座》,错金银青铜制品,于战国时期制作,出土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动物雕塑作品种类繁多,精品迭出。而且,艺术家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将人和动物作为单体来表现,从而将视线转向更宽广的空间,热衷于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动物之间的共存和争斗。其中,最为生动的作品当属这件著名的《虎噬鹿形器座》。
这是一件屏风的底座。虽然从实用角度讲,它应当坚固、稳定,但作者却独具匠心地创造了充满动感的双兽形象:一只色彩斑斓的猛虎用巨口和利爪紧紧抓住拼命挣扎的小鹿,虎腹贴地,虎尾高高甩起,身体扭曲成 S型,前足一爪扑住猎物,一爪向后用力支撑,后足则一前一后大跨度地蹬着地面。这是一个积蓄万钧之力,引而未发的瞬间,充满了强大的内在力量。它的身体似乎马上就会猛烈地转向另一个方向,而那只可怜的小鹿眼看着就将被撕得粉碎……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生存斗争!
这件作品表明,战国时代的艺术家们在动物雕刻方面已经跨越了一般的形似阶段,开始注重于动感和力度的表现,并有意地选择最能吸引人的瞬间去表现动物的神态。这也体现出“百家争鸣”的社会形态对艺术的深刻影响。 -

《玉凤》 玉制,长13.6厘米,制作于商朝,出土于河南安阳妇好墓。
中国原始时代的玉器主要应用于作战,后来逐渐演变为装饰物。到商朝,玉器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玉也成为当时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它们造型各异,品种齐全,尤其以雕琢成人物和动物形象的装饰品最为出色。其中,雕成动物形象的玉器有数十种,有的是圆雕,有的是浮雕或玉片。尽管一些玉饰体积很小,但雕琢得极为生动。工匠们以高超的琢玉技巧,随心所欲地传达出各种动物的不同神态。《玉凤》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
作品呈黄褐色,一只神奇而美丽的凤鸟头戴花冠,作侧身回首之势,长长的尾部正在向一侧舒展地扬起,上面还刻有花纹装饰。整件雕塑的线条优美流畅,洋溢着一股活泼、清新的抒情气氛。在技术手法上,采用了钻、挤、压等难度很大的技法,并经过了反复的琢磨。 这件作品表现的虽然是神异的动物,但其体态自然优美,令人觉得亲切可爱。它柔美而清新的风格在商代艺术那凝重、威严、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愈发显得珍贵。 -

《十五连盏灯》 青铜制,创作于战国时期,出土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
东周时期的中国处于动荡的社会形态中,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得极其活跃。艺术家们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格式和题材,开始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表现自己所认识与想象的大千世界。人与自然中的动物,自然中的动物与动物都成了他们创作的源泉。出土于中山王墓的这件《十五连盏灯》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雕塑作品。
在一根作为中轴的灯柱上,前后左右各伸出的十五个灯盏。灯的底盘上雕刻着镂空蟠龙,上面有两个小人,正在扬手逗引树上的猴子;下面有三只猛虎口中衔环,将灯体托起。整个灯架犹如一株参天大树,树上有六只猴子在戏耍。两只飞鸟在栖息,树干上还刻有一条盘龙。在这样一棵“大树”上,人、猿、鸟和龙都被刻划得很小,然而,他们与树之间的悬殊比例恰恰造成了一种结天联地、浩渺无际的空间感。
这件作品构思巧妙,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十分富于生活的气息,是战国时代最优秀的青铜工艺品 -
中国雕塑[秦汉两晋]
秦始皇兵马俑群雕

《秦始皇兵马俑群雕》 陶制群雕,秦朝制作,出土于陕西临潼。
俑,是我国古代墓葬中摹仿人形而制作的一种随葬品,最早起源于东周,在秦汉和唐代最为盛行,其中陶俑的数量最多,艺术价值也最高。由于俑是代替活人殉葬的陪葬品,而早期的殉葬者都是社会下层人物,俑的形象无疑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体现了时代的风格,并具有创作自由,生动活泼等特点。它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古代雕塑区别于西洋雕塑的一个重要类型。举世闻名的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陶俑就是这种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整个秦始皇兵马俑坑占地面积达二万多平方米,其中以一号坑最为壮观。这一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处,占地一万四千多平方米。在青砖铺底的地面上排列着面向东方的陶俑和陶马多达六千余件,组成了一个由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严整方阵。二号俑坑面积也达一万多平方米,有兵马俑一千多件,是由战车、骑兵、弩兵和步兵等兵种组成的混合阵容;三号俑坑面积约520平方米,有战车一乘,武士俑68个;二号和三号坑中间还有一条面积近五百平方米但没有放置陶俑的坑。这四个坑的位置完全符合古代兵书的布阵原则,布局严谨而完整,场面恢宏壮观,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中国统一后秦王朝强大武力的象征,也是当时生机勃勃的时代特征的完美体现。
然而,这数以千计的大型陶俑,不仅在宏大的气势上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且还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达到了中国古代雕塑的一个高峰,表现出极高的写实技巧。这些陶俑一般高约1.80米,最矮的也有1.75米,高的则达2米。它们几乎包括了各个等级和兵种的古代军人,从容貌到服饰上都不相同,形象极其生动自然,并且体现出因地域不同而具有的生理面貌上的细微差别和人物丰富的性格特点,同时,这些多样的容貌和性格,又都融合在全军庞大雄壮的气势之中,形成了高度的统一感。阵营中的陶马则以其矫健的肢体和警觉的神态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塑家对动物塑造的高超技术和深厚的工艺传统。从散落在周围的腐烂的木头和青铜遗迹来看,所有这些陶俑原本都装备了实战中使用的矛、戈、剑和弓弩等兵器。可以想象,陶俑刚完成时那刀枪林立、全副武装的庞大阵营该是何等的辉煌和壮观啊!
象这种规模巨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等多方面都有很高水平的雕塑艺术,不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无愧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

《跪射武士俑》 陶制,高130厘米,秦俑,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一号兵马俑坑。
秦始皇兵马俑中的武士俑兵种繁多,等级分明,阵容整齐,体现了秦朝军队的严谨编制和强大武力。用来组成严整阵容的兵马俑,服饰装备都是严格按照等级、兵种而定制的;人物姿态、动作也有一定规范。它们面部表情都显得庄严肃穆,如同是活生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行将出征或是接收检阅的武装部队。士兵俑包括了骑兵俑、步兵俑和射手俑等,《跪射武士俑》就是其中射手俑形象的典型代表。
这件作品中的陶俑为跪射姿势,束发并挽成偏斜的发髻。他身披铠甲,右膝着地,左膝弯曲下蹲,右手握弓,左手向右作扶持姿势。出土时陶俑的旁边还有腐朽的木弓遗迹和铜簇等兵器,说明武士俑原来持有实战中应用的弓箭作为武器。这个士兵俑面部表情严肃,身体的动作体现出他机警的心理,似乎随时准备加入战斗。
整个作品人物面目清晰,形象生动,身体结构准确,动作自然,充满了内在的动力,是当时弓弩手形象的生动写照,体现了秦朝雕塑家们高超的雕刻技艺。

陶制,高197厘米,秦俑,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
秦始皇的兵马俑分步兵俑和骑兵俑两个主要兵种,每个兵种又有士兵、军吏和将军的区别。这些雕像虽然都是类型化的人物,但并不千篇一律,几乎每一件陶俑都有其典型的性格特征。以将军俑为例,秦朝的雕塑家们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外形特征,而且还创造了不同的个性和气质。有的聪慧机敏,血气方刚,有的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还有的老成持重,遇事不惊……雕塑家们在艺术上的处理是如此得出色,以至于我们感觉到他们距离自己并不遥远,都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件《将军俑》就是很好的例子。
雕像中的将军身材高大,前庭饱满,二目炯炯有神。他头戴燕尾长冠,身披战袍,胸前覆有铠甲,双手相握置于腹前,或许左手本来还按着什么武器。他的神态刚毅自然,沉稳平静,表现出身经百战,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和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的百倍信心,是当时秦朝威镇四海的强大军队中上层武官的真实写照。

《陶马》 陶制,长203厘米,高172厘米,秦俑,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
秦代,战马在作战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牵引战车和骑兵都需要优秀的马匹。据说,当时秦朝的战马在飞跑中一步可以跨出两丈多远,如此彪悍的骏马在秦国剿灭群雄的战争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马的形象在当时的艺术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秦俑坑中出土的陶马就是这种形体骏美,健壮且善于奔跑、勇于冲锋陷阵的战马形象的表现。
这些陶马的身体比例都十分匀称,全身轮廓优美,肌肉富于弹性,骨骼和肌肤都有非常细腻的起伏变化。其中马的头部是艺术家们着力表现之处。虽然它只被概括为几个大的块面,但表情丰富,耳、鼻、口、目都刻划得十分深入。战马的头部是向上抬起的,双目圆睁,鼻孔翕张,微微张开的嘴似乎正在发出嘶鸣。它们好象正处于警觉的战备状态之中,体内积蓄着无穷的力量,一旦听到号令,就会立即腾跃而起,冲向敌营。骏马头顶那披散的鬃绺,更增加了整个作品的动态。
这些陶马和那数千个整装待发的陶俑将士们一样,都蕴含了昂扬奋发的战斗热情和无比充沛的精力。这正是秦王朝强盛时期的真实写照 -
中国雕塑[唐宋元明清]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 浮雕,每块高148厘米,宽182厘米,作于唐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原在陕西礼泉县九山唐昭陵北阙,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被盗,现收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收藏于陕西博物馆。
“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国战争中先后乘骑过的六匹骏马。李世民即位后,为追念它们的功劳,特命工匠制作了这六块石屏式浮雕,并亲自撰写了颂词,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刻于昭陵北阙下。原来的排列次序为:三骏在东侧,特勒骠、青骓、什伐赤三骏在西侧。后来飒露紫、拳毛騧两块被盗卖到美国,剩下的四块就收藏在陕西博物馆。
这六块浮雕塑造了六骏站立、奔跑、徐行的姿态,其中飒露紫和拳毛两块保存得最完整。飒露紫为立姿,前面的武士是李世民部下大将丘行恭。在攻打东都洛阳的战斗中,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中箭,丘行恭孤身救驾,石刻描绘的正是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情景。飒露紫神态镇定,前腿挺立,肩颈由于疼痛而肌肉紧张,身体微向后倾,表现出它正在主动配合救援者的治疗,充分显示了在这生死关头战马与人之间的情义。除此之外,青骓、什伐赤、白啼乌三骏为奔驰的姿态,特勒骠、拳毛騧为行走的姿态。它们体态雄健骏美,充满活力,神情中带有一种刚毅坚强、勇往直前的气质。
整个作品线条流畅,弧线与直线结合完美,刚柔相济,起伏转折得当,对战马形、神的刻划都把握得很好,是我国雕刻史中塑造战马形象最杰出的一组作品。



